《The Lessons of History》是由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和阿里尔·杜兰特（Ariel Durant）夫妇合作编写的一本书，它于1968年首次出版。这本书是一部关于历史哲学的作品，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演变，并试图从历史中汲取宝贵的教训。
地理对文明产生了巨大影响，但随着技术的进步，其影响正在逐渐减弱。
想象一下你的家乡。它是在河流、海洋还是湖泊附近？它有良好的铁路连接吗？对这些简单问题的回答可以揭示一个地方的很多信息。这是因为我们建造城市的地理条件实际上对它们的发展有巨大影响。这在整个人类历史中一直如此；人们总是在河流、湖泊、绿洲和海洋附近定居。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提供水和食物：水体还能促进交通和贸易。考虑下美索不达米亚。这个古老的城市被普遍认为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它建立在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大河流之间的定居点上。位于这两条河流之间的土地使苏美尔人和巴比伦人等文化得以繁荣和建立他们的帝国。许多其他帝国也是在河流旁边建立的：古埃及被称为尼罗河的馈赠，古罗马因其接近台伯河、阿诺河和波河而增长。然而，地理条件是可以改变的。气候的极端变化一直是驱使无数文明迁徙的原因，也是许多文明衰落的原因。如果雨水变得稀缺，就会导致像中亚部分地区那样的文明衰落。相反，如果雨水太多，就像在中美洲某些地区那样，丛林可能会过度生长，以至于淹没整个城市。然而，在近年来，技术已经改变了我们与地理的关系。通过文明技术的演变，如运输货物的技术，地理对文明本身的影响正在减小。关键机器的发明，如飞机、火车和汽车，使运输货物变得更加容易。我们不再受限于沿河流和海洋进行贸易，因为飞机可以直接在我们头上运输货物。这实际上解释了为什么英国和法国在汽车、火车和飞机成为主流后开始失去它们曾经拥有的商业优势。英国和法国不再拥有它们的海岸线曾经给予它们的巨大优势，而俄罗斯、中国和巴西等国也不再受到它们庞大陆地的阻碍。
生活是竞争的，人类并非生来平等。
你小时候是否曾经在体育课上挑选过队员？如果是的话，你可能会尽量选择尽可能多的运动员。历史，就像体育课一样，本质上是竞争性的，而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平等匹配。我们天生具有竞争性的本性，而我们的祖先是这种天性的原因。我们的祖先的生存取决于战斗和杀戮，我们从他们那里继承了这种暴力倾向。人们往往相互合作，然而这种社会合作存在的唯一目的是为了给予我们竞争优势。我们主要以群体的形式运作，从家庭到社区再到国家，因为这种群体取向使我们能够与其他群体竞争。我们组建国家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其他国家的侵害。只有当它们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更大的保护群体的成员时，国家才能停止战斗，从而使它们的生存得到好处。我们对竞争的倾向涉及到一些不同的因素。首先，有必要认识到不平等是自然而然的——减少不平等实际上是以自由为代价的。遗传是人们独特的身体和精神优势——以及劣势——的原因。虽然我们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善自己，但我们的基因无法改变。这意味着人们从出生时就天生不平等。通过社会的不断复杂化，我们的自然不平等变得更加严重。现代社会对于那些专业化技能的人有更大的需求，因此创造更多平等的唯一途径就是限制自由。让我们稍微考虑一下。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变得越来越自由，他们之间的不平等就会越来越大，因为自由使某些人能够获得不公平的经济权力。例如，在19世纪，英格兰和美国采取了一种叫做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即政府尽可能少地干预经济。在这个时期，不平等急剧增加。
文明的进步与种族无关。
是什么让欧洲能够孕育出如此先进的技术社会？历史教导许多白人相信他们的种族使他们天生更聪明。但文明不是种族的产物，而是地理的产物。被广泛认为是现代种族思想之父的法国贵族和小说家约瑟夫·亚瑟·戈宾奥（Joseph Arthur, Comte de Gobineau）认为，不同种族的人天生具有不同的身体和智力能力。他认为雅利安种族是最优越的，是文明的创造者。戈宾奥主张，仅仅通过环境的优势无法解释文明的兴起，因为北美的印第安人拥有与古埃及相同的有利条件。他还写道，单单政治制度不能创造文明，因为古希腊是基于民主的，而埃及则是君主制的。这意味着，根据戈宾奥的观点，文明完全是由种族决定的，只有白人才能创造它。他还坚信，白人文明在与其他种族混合时表现不佳。这意味着他认为当时美国的白人由于与土著人没有混血，因此更为优越，与在拉丁美洲的欧洲移民混血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戈宾奥的论点很容易被证伪。世界上存在着远离彼此发展的先进文化。中国在古埃及或罗马崛起之前就有了高度发达的文明，而中南美洲的印加、玛雅和印第安文明也有着充分的记载。实际上，古希腊和罗马文明的许多特征都源于更远东的地方。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古希腊实际上从小亚细亚（今天的土耳其）吸取了许多影响。这意味着这一文化的特征然后传承给了我们从历史书中了解到的罗马人。
我们的个性、道德和社会习俗是我们成长的时代和文化的产物。
很难想象与生活在古代的人们建立起某种联系；他们似乎根本就是不同的。然而，贯穿历史，人类本性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人类的本性直接来自我们成长的文化。人类的本性可能在我们在地球上繁衍的几千年里发生了变化，这可以通过进化来看到，但我们进食、睡眠和繁殖的基本本能仍然保持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唯一发生了根本变化的是我们的技术。如果一个古希腊公民穿越时空来到现代世界，他们在身体上可能与我们非常相似，但他们对文化的理解将会截然不同。人类的进化是社会的，而非生物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物种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从经济、政治、智力，甚至到道德。但请记住：文化环境决定社会行为。因此，如果一个婴儿可以从古希腊被领养到现代法国，他们将在现代法国成长为一名公民。那么文化创新是如何发生的呢？嗯，这都是试错的结果。创新的个体向社会引入新的思想，如果大多数人喜欢，社会就会追随他们。如果不喜欢，这些思想就会被抛弃。先知穆罕默德的启发让他创建的宗教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宗教。拿破仑、马克思和列宁等人是改变社会历史进程的其他例子。一些思想，如穆罕默德的思想，深深植根于社会，而另一些，如拿破仑的思想，最终留给了历史。
伦理价值观是历史条件的产物，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中世纪的人肯定不会有与我们今天相同的道德价值观。例如，他们可能认为焚烧被指控为巫术的人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为什么会这样呢？道德标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它们并非一成不变。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道德随着我们的历史和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人类历史的三个主要经济阶段——狩猎、农业和工业——期间，我们的道德准则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在狩猎阶段，男性负责为生存而狩猎，这意味着男性的死亡率实际上更高。这意味着男性要少得多，导致人们期望男性与多个女性繁衍后代。在这个时期，贪婪、野蛮和性侵是生存所需的特征。在农业时代，新的美德变得更为重要。男性必须勤劳、合作和和平，而不是勇敢、攻击性和暴力。孩子实际上是家庭的经济资产，这意味着一夫多妻和堕胎是不被鼓励的。家庭被视为农场的生产单位，这意味着父母的权威至关重要，因为孩子与父母一起工作，必须听从他们的命令。工业革命再次改变了人类的道德观念。在工业时期，随着孩子们长大，鼓励他们离开家庭独自找工作。个体主义优先于团结。孩子不再是经济上的优势，因此婚姻变得不那么重要。城市实际上反对婚姻，而开始鼓励自由恋爱。现代的道德观念仍然会发生变化，就像它们在历史上一样。在100年后，人们可能对什么是对的和错的有完全不同的观点。
尽管天主教会失去了很多道德权威，但由于给予绝望者希望，其存在得以延续。
在现代世界，将天主教会视为一个过时的机构很容易，但尽管如此，它仍然拥有数千名信徒，这有几个原因。教会最初的目标是促进道德和慈善，但在中世纪变得腐败。在中世纪早期，教会与奴隶制、家族纷争和其他形式的国家冲突和暴力进行斗争，但逐渐地，他们在这些问题上改变了立场。很快，腐败的领导者与天主教会结盟，将其作为获取权力的政治工具。随着时间的推移，教会更加注重通过审判推动正统和宗教教义，而不是注重促进道德和善意的价值观。这就是为什么教会没有参与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道德问题之一——废除奴隶制。其他一些团体和机构——通常是由哲学家带头——取得了领导地位。尽管天主教会失去了很多权力，但由于给予人们希望，它在今天仍然强大。在我们现代世界中，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世俗化，教会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影响甚微。法律不再来自上帝；它们是由政治家制定的。接替牧师的是受过专业培训的教师，教会每天都在失去更多的信徒。尽管这是当前的模式，但教会仍然为人们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安慰，给予他们对未来的希望。即使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仍然会在其中找到慰藉。天主教会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完全消失。
财富的集中是自然的，只能通过强制性的再分配来阻止。
众所周知，税收存在是为了让社会能够重新分配财富。让我们看看历史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教训。在社会中，财富在人们发挥必要的技能和能力的地方不同程度地集中。竞争是生活的根本，你拥有的技能和能力越多，在这种终身竞赛中表现得越好。这自然导致少数人掌握大多数财富。问题在于，一个社会的财富分配取决于其道德价值观和经济自由。由于民主是一种允许公民最大自由的政府形式，它也将大部分财富置于少数人手中。这就是为什么在1968年的美国，富人和穷人之间存在着一个只有在帝国罗马的精英城市才超过的贫富差距。然而，当一个社会的财富集中达到一个临界点时，就需要进行再分配。历史告诉我们，当贫困人口的实力以数量上的优势使其能够与富人的权力媲美时，无论是通过法律改革还是通过武力，都会发生再分配。这个临界点意味着统治集团的领导有时需要推动改革，自己重新分配财富。这发生在公元前594年的雅典，当时下层阶级考虑发动起义。富人准备用武力捍卫自己，但当时选举产生了雅典贵族政治家索伦，他负责改革体制。他通过减少货币价值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减少了债务，使经济更容易生存，并避免了一场彻底的革命。然而，当富人拒绝分享他们的财富时，情况往往会发生变化。当罗马元老院拒绝在类似于希腊的临界点进行财富再分配时，结果导致罗马在公元前133年至公元前30年间发生了阶级之间的内战。
尽管社会主义实验在历史上失败过多次，但如果与资本主义结合，它们实际上可能会奏效。
社会主义曾被许多社会尝试作为重新分配财富的一种方式，但它总是失败了。社会主义本身并不完全有效，但如果与其他概念结合使用，它可以奏效。为什么会这样呢？在整个历史上，所有的社会主义实验都以失败告终。今天，我们知道现代社会主义，虽然过去曾存在类似的制度，但实际上没有成功过。例如，南美的印加人建立了他们的社会，认为他们的君主是太阳神的代表。印加人认为自己是国家的全部雇员，以换取安全和食物，这意味着国家控制和追踪所有的农业、劳动和贸易。这种社会主义与君主制持续到1533年皮萨罗征服秘鲁。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最经典的社会主义实验，它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该国正处于围困之中，那时国家安全比个人自由更重要。这场革命之所以成功，主要是因为人们对战争的持续恐惧。和平的一代削弱了政府，1989年苏联解体。然而，事实证明，如果社会主义理念与资本主义结合起来实施，它们可能会奏效。将这两个概念合并可能实际上会创造出一个更可持续的社会制度。今天的社会主义使人们在物质和智力上拥有更多的自由，从而刺激了他们的总体生产。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通过福利国家限制了一些绝对的经济自由，并通过再分配财富鼓励。资本主义的威胁促使社会主义思想家扩大自由，而社会主义的威胁则促使资本主义思想家增加平等。然而，在未来，我们可能会看到这两种系统的融合。
尽管民主是最自然的政体形式，但它相当脆弱，需要受过教育的公民群体。
如今，西方大部分地区都是由民主政府管理的。然而事实是，民主实际上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让我们来审视人类过去发展出的一些政府体制。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大多由精英少数人组成，如寡头政治和君主制。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从出生就拥有权力（贵族和君主制运作方式），其他一些人则从宗教机构获得权力，如神权政治。历史上大多数所谓的“民主”实际上并非真正的民主，因为直到20世纪，普选权才得以确立。在古希腊的阿提卡地区，即民主的概念诞生之地，只有43,000名315,000名公民被允许投票。妇女、奴隶和几乎所有的劳动人口都被排除在外。尽管如此，在这些被剥夺了投票权的民主国家中，民主仍然被证明是更有益的。民主为科学和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自由，因为它提供了进行科学和学术研究所需的自由。民主使人们更容易在社会层次中上升，这意味着更聪明的人有机会发展和分享他们的思想。尽管民主很重要，但它也极为脆弱。由于它容易崩溃，因此需要进行维护。即使是最稳定的民主国家也时刻面临被独裁者推翻的威胁。如果一个国家受到战争或经济危机的威胁，一个个体在民主国家更容易利用这一点并上台执政。对于这一点，一个民主社会唯一的防御手段就是教育。只有通过受过教育的人才能抵制这样的腐败领导，理解发生了什么。
战争在历史上一直存在，和平实际上相当不自然。
在有记录的人类历史中，地球上只有10％的时间没有发生战争。战争似乎是人类的自然状态。但为什么呢？国家和个体实际上表现出类似的方式，但缺乏更大社会的制约。个体不断地为资源（如食物、土地和住所）而互相竞争，然而，在当今世界，由于国家在基本层面上为人们提供了保护，我们对暴力的需求并不像过去那样迫切。作为交换，个体接受了他们社会的行为准则，如道德和法律。国家具有相同的生存需求，但却没有相同的基本保护。没有超级国家、国际法或道德准则可以保护国家，阻止它们相互争斗。因为国家没有国际限制，战争实际上是它们追求所需的自然方式。然而，战争不仅仅是为了确保国家的资源。有些冲突太复杂，不能仅通过谈判解决，这意味着国家转向战争来解决这些问题。例如，在732年，查尔斯·马特尔在图尔之战中击败了穆阿瓦尼军队，从而阻止了伊斯兰对法国和西欧的入侵。如果他没有诉诸战争，今天的欧洲可能会看起来截然不同。战争是我们世界的基本组成部分，实际上是和平是不自然的。国家要想联合起来，在彼此之间保持和平，唯一的方法就是面临共同的威胁。事实上，如果所有国家都以某种方式和平团结起来，竞争将逐渐消失，最终，全球联盟将被内部破坏。当然，世界和平是一个崇高的目标，但除非世界上的每个国家突然被迫团结起来对抗一些外部威胁，否则它可能永远不会真正实现。
文明不断面临挑战，它们如何应对决定了它们是繁荣还是衰败。
地球上遍布着历史的废墟，从巴比伦到迦太基，从马丘比丘到庞贝。一些社会繁荣昌盛，而另一些则衰败。历史会重演，但只是在其整体故事的框架中。历史告诉我们，所有文明都经历相同的基本循环：开始、繁荣、衰退和消失。未来当然会孕育新的国家，就像旧的国家一样灭亡。新的理论将被制定、传播和废弃；总会有新的发明，以及反叛这些发明的新一代人，创造出新的东西。如今，文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当然，不能保证未来一定会完全按照过去的模式发展。地球上的每个文明都在不断面临新的挑战，有机会以新的方式克服它们。事实上，当文明面临困境时，它们实际上会变得更加强大。这可能意味着从物理环境的变化到气候的变化，再到来自外部世界的入侵，或者像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冲突等内部挑战。国家能够克服挑战，但前提是它们的领导者能够有效地应对这些挑战。这发生在1941年，当时美国受到纳粹的威胁。当他们对纳粹发动进攻时，整个国家变得更加准备好面对未来的其他挑战。问题在于，如果一个文明及其领导者无法妥善应对挑战，可能导致社会的衰败。一个例子是1492年在美洲发现之后，比萨和威尼斯这两个伟大的贸易国家衰落。这两个国家的领导者简单地无法适应全球贸易发生巨变的情况：能够通过海洋贸易，而不仅仅局限于河流和海洋。当一个文明衰落时，它的记忆可能会延续下来。尽管古希腊早已不存在，但柏拉图在现代被阅读的程度超过了他自己时代。
文明可能会衰落，但其中取得的成就将延续下去，为新文明奠定基础。
想象一下每100年都必须重新发明轮子或印刷机。如果是这样的话，民主和社会也将每次回到原点。幸运的是，情况并非如此：我们能够记录历史和知识，并在其基础上建设。尽管文明可能会衰落，但它们的一些成就将幸存下来。我们不再有伟大的古代文明，但其中许多发明仍然存在于现代社会中。我们仍然使用火、轮子和书写系统。农业、道德和慈善并不是现代概念——它们也来自古代世界。此外，我们今天拥有的知识基础来自于数千年的人类创新。这意味着虽然我们在生物学上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但今天出生的人类从过去取得的一切成就中受益匪浅。这些成就包括人权和平等、透明的司法体系以及宗教和思想自由。当然，许多这些成就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改进。例如，现代英国的民主制度要比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先进得多。而如今，欧洲的人们通常可以在不担心生命安全的情况下自由表达他们的政治观点——这对黑暗时代的人们来说是一种奢侈。此外，教育曾经只为富人和有影响力的人提供，而今天，它是向公众开放的。这意味着如今的知识水平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更高。当这本书出版时，大多数国家都实行了义务教育。尽管如此，面向广大公众的免费教育的理念仍然相对较新。如果它继续取得成功，将来每个人可能都能轻松获得教育。虽然我们并没有在过去的文明中天生具有优势，但我们天生拥有更丰富的文化遗产。这一遗产实际上代表了文明的进步。这意味着随着每一代人的过去，我们的文化遗产会变得更加丰富。
尽管历史确实在某种程度上重演，但这只是以非常一般的方式进行。文明兴衰，然而我们有能力将知识传递给未来的几代人，这促使人类知识和技术逐渐丰富。每一代新人都面临着新的挑战，倚仗着之前每个人留下的文化遗产。随着教育逐渐向大众开放，未来的几代人将更多地受益。